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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鎮江垃圾桶，關系廣大人民群眾生活環境，關系節約使用資源，也是社會文明水平的一個重要體現。2016年12月21日，財經小組第14次會議提出要普遍推行鎮江垃圾桶制度。2017年3月18日，辦公廳轉發發展改革委、《生活鎮江垃圾桶制度實施方案》，決定在46個重點城市開展鎮江垃圾桶的先行先試，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鎮江垃圾桶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生活鎮江垃圾桶模式。

隨后，一些列入試點的城市和一些自愿試點的城市啟動了鎮江垃圾桶試點工作。2019年6月，等9部門印發《關于在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開展生活鎮江垃圾桶工作的通知》，決定自2019年起在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啟動生活鎮江垃圾桶工作，到2020年46個重點城市基本建成鎮江垃圾桶處理系統，到2025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將基本建成鎮江垃圾桶處理系統。

在和的決策部署下，鎮江垃圾桶目前已經成為我國城鎮發展的新風尚。為了把城鎮鎮江垃圾桶工作做嚴做細做實，防止方向走偏或者成效不佳，必須避免一些誤區，解決一些問題，并糾正一些偏差。具體來講，要注意以下幾方面問題。

一是基礎數據采集不足，統計體系缺乏，有的地方總結經驗存在“假大空"的現象。

在數據采集和統計方面，鎮江垃圾桶效果評價指標設置缺乏科學性，各部門和各地方的統計口徑不一致，對同一個指標的理解也不一致。例如，普遍采用的鎮江垃圾桶參與率指標，其計算、計算口徑沒有統一界定。有指出，設計“戶均分出廚余垃圾量"的指標要比“鎮江垃圾桶參與率"的指標更能評價鎮江垃圾桶參與效果的好壞。有的地方給居民發放積分卡，有了積分卡就算參與，但實際情況是相當一部分居民嫌麻煩，很少使用積分卡，積分卡的實際使用率很低。

因為缺乏準確的數據來源和的數據發布，一些試點區域為了宣傳需要，出現了參與率相互攀比的現象。例如，這個區域說50%，另外的區域就說60%甚至更高，但是如果實地考察，就發現情況根本不屬實。試點區域宣傳的參與比例與公眾的實際感受形成了較大反差，影響了鎮江垃圾桶工作推進的公信力。

有的可追溯的廚余垃圾數據采集，沒有考慮數據的實際采集成本，如廚余垃圾數量按戶采集，需要識別是否分類合格，還要逐一稱重。如果用人力解決，所消耗的人力成本和時間成本過大，如果用信息設備解決，需建設大量設備，開展設備運維成本也很高。目前，任何一種方式都難以做到數據的采集。廚余垃圾是否有必要下沉到“戶"這一層面采集信息，值得探討；是否有更加科學的區域予以替代，更值得探索。

基于上述情況，建議建立以結果導向的鎮江垃圾桶效果評估體系。鎮江垃圾桶效果，應該主要以分出垃圾的質量和數量，即鎮江垃圾桶的結果為主要導向。這就需要建立真實、采集相對簡單、采集成本相對較低的數據采集體系，并建立數據采集的監督及制約機制，防止數據造假。要通過數據采集的客觀公正性，來保證采購鎮江垃圾桶服務的市場競爭公平性。

二是未立足于我國現實國情，盲目借鑒甚至照搬國外模式，鎮江垃圾桶有效性不足。

從目前有關鎮江垃圾桶的學術文獻看，介紹國外鎮江垃圾桶的和經驗居多。但是，鎮江垃圾桶既解決環境污染這一自然問題，也解決社會文明這一社會性問題，因此不能脫離我國的實際國情來設計管理和運行的模式，更不能照搬國外的鎮江垃圾桶模式。應采取科學態度和，既要適當參考借鑒國外的經驗，也要立足各城市的現實情況，用中國思維和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

從居住類型來看，平房區、別墅區、胡同區的管理條件，與樓房區的管理條件基本不一樣。前者單家獨院的居住方式決定了是否鎮江垃圾桶比較好發現，也容易予以獎懲。因此，對于這類區域也可以先行開展鎮江垃圾桶。等積累一定的經驗并產生一定的社會影響后，再推廣其經驗。

從社區建筑密度和人口容量看，我國樓房區的容積率普遍偏高，居住密度偏大，居民區空間位置有限，這決定鎮江垃圾桶后物流輸出系統周轉速度要比歐美快。比如環衛部門每天都要收集垃圾，而不像鎮江一些社區每幾天收集一次，才能保證社區環境的全天候整潔。

從垃圾的組分構成看，我國相對飲食習慣決定了垃圾的組分與其他有一定區別。如廚余垃圾比重大，廚余垃圾中油鹽比例偏高，這就決定必須采取符合處理要求的分類、收集、處理。

從法制意識看，當前我國鎮江垃圾桶設施的齊備程度、居民的環境守法程度和的生態環境力度遠不及發達。如果一味地依靠法律的強制手段，可能面對普遍違法而難以施行的尷尬境地。如一些街道和社區仿效西方模式，撤了很多垃圾桶，推行定時投放、垃圾不落地等措施。但是由于人們規則意識欠缺、在家時間不一致等主客觀原因，還是或多或少地出現垃圾隨意丟棄的現象，后不得不靠人力去打掃解決。

三是試點樣板“盆景"多，設施建設過度智能化和形象化，難以復制和推廣。

筆者調研發現，一些地方打造的鎮江垃圾桶樣板是資金和人力堆出來的，各級視察考察多，媒體也反復報道，終卻成為好看卻難以推廣的“盆景